徐福东渡指秦始皇时期方士徐福（即徐巿[fú]fú）出海寻访仙药，一去不返的历史事件。
战国初年，燕齐之地方士文化崛起。秦朝时期，中国已开辟了一条经日本北部的对马岛直航北九州的往返航线，商品流通以及对外扩张的意愿加强，且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与此同时，沿海不少百姓为避秦朝统治东迁朝鲜和日本。而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遗憾寿命有限，有意借助卢生等燕齐术士寻求长生之道。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地术士徐福趁秦始皇封禅泰山、东巡海上之机上书，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可以寻到长生仙药。秦始皇遂允他携童男童女出海求药，但耗费巨多，也没有结果。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游至琅琊（今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并询问徐福寻仙求药的进展。徐福害怕受罚，谎称海上有大鱼阻隔才不能寻药成功，秦始皇为他配备强弩射手，让其携带童男女三千、五谷种子以及百工再次出海。次年，秦始皇离世。然而出海寻药的徐福却一直没有回来。关于徐福东渡的最终去处等学界有诸多争议，中日两国的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最终抵达了日本。
徐福东渡开创了用庞大舰队作中外国际航行的先例，是中国航海史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体现了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东渡给日本和朝鲜半岛带去了中国的农耕和科技，把先进的文明传播到海外，促进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让中日韩三国产生相关经济文化源流，并成为东亚地区的文化纽带，使近30年来的中日韩三国近20座城市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且由此展开了交流合作。
战国初年，随着楚国势力北上淮河以北，楚国的巫文化与齐燕之地神仙文化交汇，在环渤海湾和齐东近海一带方术文化崛起。而在燕齐方士之间则盛行海中神山之说，即东方瀛海中有蓬菜、瀛洲、方丈三座神山，神山上有神仙居住。而《山海经》中许多关于不死之山、不死之国、不死之树、不死之民、不死之药的记载，也逐渐融入了神山仙境的传说之中。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国曾有人献不死之药给楚王。另据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证》载，战国晚期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都曾使人入海寻访蓬菜、方丈、瀛洲三山的神仙。
早在西周时期，由今浙江东部直达江苏东北部或山东半岛北部的东海与黄海沿岸航路已经开通，并见诸于文字记载。且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也有一条航海通道。至战国和秦朝时期，中国又开辟了一条经日本北部的对马岛直航日本北九州的往返航线。
秦朝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商品流通以及对外扩张的意愿加强，经济以及生产技术也随之发展发展。通过承继并发展前代航海技术，秦人已懂得海流以及季风的基本规律，并会把风力用作推船动力之一，且具备了使用天文导航的基本知识；在造船技术方面，秦代航船上已装备简易风帆，可造出具有水密舱壁的船舶主体结构，船舶操纵工具多采用较为成熟的多桨合力推进结构，还制可用来掌控航向的专用工具即船尾操纵桨，满足了跨海航行对船舶的基本要求。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有沿海百姓为避战祸和苦役，逃往海外的日本。这些远离本土的当中，不乏被灭国的贵族、武士等。秦朝建立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财力上有所积贮，但同时以严刑厉法治理天下，秦代后期，赋役繁重，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政”的局面。在秦灭亡六国到秦末战乱这段时期内，有数万中国人为避战乱和躲避徭役经由海路逃往朝鲜，另有不少人选择东迁至日本。
秦始皇平定六国，建立秦朝、天下初定后，遗憾寿命有限，有意借助术士卢生等寻求长生之道。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即帝位三年后封禅泰山，之后开始东巡海上。齐地术士徐福乘机给秦始皇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有仙人居住的仙山，可以前去寻求长生仙药。秦始皇信以为真，根据徐福的要求，派出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他出海求药。然历经多年，耗费众多，却始终没有结果。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术士侯生、卢生等因为秦始皇寻仙求药多年没有结果，害怕受罚逃走，临行前非议秦始皇，引得秦始皇发怒，说包括出海的徐福在内的术士寻仙未果却借此非法谋利。因为这个事件，秦始皇还坑杀了460多个“非议”他以及秦国国政的儒生（此处有争议，详见秦始皇词条）。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天象显示火星侵入心宿，而这种天象在当时象征着于帝王有灾，还有百姓在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土地分”的字样。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外出巡游，再次来到琅琊，传召徐福，询问他寻仙求药的进展。徐福因为入海寻仙多年未果，又花费巨多，害怕秦始皇责罚，谎称寻仙途中因海上有大鱼阻隔，才无法到达仙山，请求秦始皇为他配备强弩射手再次出海。
秦始皇遂率人携带捕鱼工具入海，还亲自带上连弩前去射杀大鱼。海船由琅琊[yá]起程，航行到芝罘（今山东烟台境内）时遇到大鱼，大鱼被连弩射死后，沉入海底，海船得以继续前行。又因徐福自称见到海神，而海神嫌弃他所带去的礼物鄙薄，不肯赐药。于是，徐福在同年受令第二次出海寻仙时，随行的除了男女三千人外，还有各种匠人，另携带有五谷种子。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射杀大鱼后继续向西巡游，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五十里）后生病，同年病逝，而徐福东渡后再没有返回。
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除“求仙说”，还有“避祸说”“复仇说”“海外开发说”。据《汉书》载，徐福因为没有办法给秦始皇寻来仙药，故借东渡避祸。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认为，秦朝法制严苛，致使沿海地区很多人向海外移民，而徐福表面上热衷寻找仙药，实际上是借寻仙访药寻找合适的机会移民，以躲避秦朝的统治。吴杰在《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徐福东渡单纯是为了逃避秦的虐政并不贴合史实，但徐福第二次出海，当是看到出身于原燕国的方士们受到镇压后，他自己因以前出航无结果也面临危险，才设法出海避祸。
朝鲜时代儒学者金就文在《徐巿论》中提出徐福东渡是为齐国复仇，当代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也赞同此说。他们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秦灭齐国之仇而策划的一次叛离行动。为此，他故意蒙骗秦始皇一再拨发经费，并集结各种有用人士、准备粮食种子，为逃离后的安居乐业做好一切准备。
研究徐福东渡的学者罗其湘认为，徐福东渡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满足了秦始皇开拓海洋和移民海外的政治抱负，同时徐福也想借此避秦暴政、脱身海外，实现自己政治主张，以创立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理想王国。张自修在《徐福东渡三论》中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实现秦始皇东至扶木（即日本）的宏愿做出的具体行动。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徐福东渡正是当时滨海一带的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商业通道的行动。
关于徐福东渡的启航地点，大致可归纳为六种说法。
其一，从山东沿海入海说。据《史记》载，秦始皇两次派遣徐福东渡的地点都在琅琊（今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孙光圻在《徐福东渡航路研究》一文中认为，琅琊为当时国内外航海枢纽和天然良港，且具备大规模船队进出的各种自然条件，徐福应当是从此处入海。且其很有可能是从琅邪山畔东北侧的利根湾出发的。另据晋代伏琛的《三齐记》称，徐福东渡从琅琊附近的徐山入海。时桂山在《徐福求仙入海处考》一文中也认为，徐福当是在徐山入海。《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通过综合相关研究资料认为，从山东沿海入海说还有从山东黄县黄河营港启航、从灵山湾启航等观点，但这些说法既没有古籍记载，也没有类似民间传说，或只是现代人的推测。但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说，徐福船队在徐山启航的可能性较大。
其二，从江苏沿海入海说。持此种说法的学者，多认为徐福故里在赣榆。阎孝慈在《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一文中认为，徐福从秦代朐县的东门阙（今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起航。另有在徐阜村附近的古骆车河入海口起航说，从岚山头或连云港附近入海说，从海州湾的岚山头或秦东门入海，以及从海州湾朐县港湾入海说，但《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一文认为，以上六种说法都缺乏充实的史料根据，多为根据徐福故里赣榆推测而来，而《史记》也没有秦始皇东巡两次泛舟到达赣榆的记载，故难以成立。
其三，从浙江沿海入海说。因为《三国志·吴主传》史书记载了许多有关徐福东渡的遗迹，故台湾学者梁嘉彬在他的《关于徐福史料之观察》中提出，徐福应该是从浙江宁波或普陀山启航入海。《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一文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史籍根据，齐人徐福不可舍近求远去南方启航东渡。
其四，从广东沿海入海说。持此观点的日本学者副岛清高，他认为徐福曾率领青年男女500余人，分乘20艘大船，从广东沿海出发。其主要根据是，现在广东人口音多浊音，与日本九州相似。《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一文认为，这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不甚了解带来的误读，而广东话浊音重与日本九州相似，也不足为凭。
其五，从河北盐山入海说。据东晋晏谟的《齐记》称，徐福从今河北盐山入海，治所在今河北盐山县旧县镇并在此筑造了千童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以及南朝顾野王的《舆地志》延续了这种说法。
其六，从多地起航港说。学者马湘泳等学者认为徐福船队庞大，人数众多，集结或启航或分为个港口，所征集的出海人员也是从不同港口向山东沿海集中，然后出发的。而山东琅琊是徐福东渡的总出发点，胶州湾是航队的训练中心。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徐福东渡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因为说法模糊，古今学术界对徐福东渡最终抵达何处存有争论，有“抵达日本说”“经过朝鲜后抵达日本”“抵达舟山群岛或台湾说”“抵达美洲说”。
其一，抵达日本说。五代后周义楚的《义楚六帖》认为，徐福东渡去了日本。中国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顾颉刚、杨宽、马非百等都肯定了这个观点。其中，马非百明确指出了徐福东渡最终抵达了日本的熊野浦，日本的诸多辞书也记载着徐福从熊野浦上岸。此外，李永先和日本学者水野明认为，徐福东渡最终抵达北九州；日本佐贺县徐福会副会长副岛清高认为，徐福与佐贺县的水稻种植有着密切关系，故徐福是在佐贺县登陆的；聂兆华和马汝军认为，徐福先是九州松浦一带登陆，后来又来到了平原广泽的本州岛。历史学者卫挺生甚至提出徐福到达日本后建立国家，而他本人是日本开国皇帝神武天皇的说法。
其二，经过朝鲜后抵达日本。日本学者冢原熹在考察了朝鲜济州岛正房瀑布旁边的崖壁上石刻“徐巿过此”四字后，认为这就是徐福船队路过时留下的遗迹。秦史专家马非百认为，徐福原为齐人，该是从山东半岛经由朝鲜半岛，然后东渡进入日本。
其三，抵达舟山群岛或台湾说。据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载，徐福东渡寻求仙药未果，不敢回去，便在“夷洲（今台湾岛）及亶洲（今舟山群岛）”停了下来。据《三国志》记载，徐福一行停在了亶洲。隋唐史专家罗元贞也认为徐福东渡不可能到达日本，反而是抵达了中国沿海的大小岛屿，且应该是舟山群岛或者台湾。
其四，抵达美洲说。少数研究者如李成林、罗宗真等认为徐福船队东渡途中为飓风所袭，或有部分人员漂流到了美洲。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两次东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也有徐福两次出海记录。张自修认为，徐福先后四次东渡，一次为童男女各500人，一次为童男女各千人，一次为童男女各1500人，一次为童男女各3000人。王大均认为徐福至少出海三次，其中有两次从琅琊出发，一次从故乡黄县出发。《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一文认为，近代以来关于徐福东渡次数说法都未成定论，但求不死药心切的秦始皇不可能在10年间仅派徐福出海两次。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徐福东渡带了数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是3000人。西汉东方朔在志怪小说《海内十洲记》里认为徐福携带童男童女500人东渡。自五代后周义楚和尚在《义楚六帖·城郭·日本》中说徐福东渡携带了童男童女各500人，而后民间传说大都采用此说。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说是1000人。日本《和歌山县史迹名胜志》说是500人，日本新宫市徐福墓前的木牌上说是3000人，《日本山河》图册关于徐福墓图片的介绍说是1000人。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吴杰认为，徐福东渡实有人数总共为5250人。
徐福东渡开创了庞大船队横渡海峡的成功范例，是中国航海史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体现了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为后来的汉使航行到印度洋取得成功提供了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榜样和经验，并把先进的文明传播到海外，使中日韩三国产生相关经济文化源流，对中国对外交往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徐福的早期东渡出海计划，花费甚多，却没有求得不死药，并成为秦始皇发怒杀害460多名“儒生”的原因之一。赵仁山等在《徐福与齐文化探析》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抱着被齐方士欺骗愚弄的报复心理来坑杀方士，使齐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破坏。同时，随着徐福东渡远至海外，中国齐文化又向外扩散，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
日本在绳文时代时，虽有栽培植物的迹象，但农耕技术有限。而后诞生的弥生文明，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农耕文化。徐福东渡发生在战国末年至秦汉初，是弥生文化诞生前中国大陆向日本移民浪潮中有组织、较集中的突出事例。徐福东渡时随船携带了各种农作物的种子，还有掌握着农业、手工业和艺术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百工随行。日本人认为徐福曾登陆日本，还在日本的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设有徐福墓和徐福祠（现称徐福神社），而徐福本人也被日本人民尊为“司农耕神”“医药神”。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认为，弥生文化非日本本土文化的延续而是无可质疑的外来文化。沈福伟在《东亚文明八千年》中认为，徐福东渡将中国大陆的海船、稻米和农耕技术，以及青铜和铁器冶炼技术大量传入日本，使得早先已有零星传入的中国文化在日本列岛上得以巩固和延续，促使日本在绳纹文化的末期，突然展开了与先前文化截然不同的弥生文化，促进了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
徐福东渡涉及中日韩三国，在中日韩三国各地都分布着徐福东渡的相关遗迹或纪念设施。且徐福东渡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逐步演变为一种名人文化现象，致使东亚各地凡是与徐福东渡有关系的城市都在都在借此打造各自的城市形象。
此外，近30年来，徐福东渡作为东亚地区的文化纽带，使中日韩三国近20座城市的交流空前活跃。其中，中国江苏的连云港赣榆县、苏州市浙江的岱山县、慈溪市、象山县等城市之间或因徐福遗迹，或因徐福文化的寻根问祖，相互之间交流增多，并形成了相关的文化节如徐福国际海洋文化节，徐福国际文化节等。这些城市以徐福文化为媒介，推动了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交流合作。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徐福东渡前从秦始皇处骗取了童男童女、百工以及各种种子，结果找到了一块富饶广大的地方，并留在此地称王，不再返回秦地。
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徐福东渡是开辟商道的一次行动。
秦史专家马非百认为，徐福东渡最初的用意就不是为了求仙，而是想要利用秦始皇求仙的私心，达到其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意愿。
秦汉史专家王子今认为，在20世纪最后10年，徐福东渡问题成为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讨论的热点。
研究徐福东渡的学者罗其湘等认为，徐福东渡是徐福想要借机叛离秦朝，建立墨家所倡的理想王国而发起的移民行动。
考古学家安志敏认为，对参与东渡的徐福的研究分属“历史的”和“传说的”两个范畴，在考察“历史的”时不能夸大方士徐福的个人作用，在考察“传说的”时，需要分析产生传说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不能把传说当做信史对待。
在中国，关于徐福东渡的历史遗迹和至少8座城市相关；在日本关于徐福东渡的历史遗迹和传说足有20多处，以佐贺县、新宫市、富士吉田市最为集中；而在韩国，徐福东渡的遗迹有济州道西归浦、尚庆南道巨济岛。
达蓬山是大蓬山的古称，位于中国浙江省慈溪市浒山镇东30公里。相传是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的入海点。大蓬山有个小休洞，传说是因秦始皇曾在洞口小憩，故得名。小休洞洞口窄小，仅容一人横卧，到冬天时还能冒出热气，俗称“暖气洞”。
大蓬山南坡腹地设有面向东南的秦渡庵遗址，据说是当年徐福带来的童男女扎营处，该遗址冬暖夏凉，周围群峰环绕，坡地平旷。秦渡庵北端有刻于唐宋之间摩崖画像石刻，石刻高120厘米，宽350厘米，整幅画面表现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蓬莱之意。秦渡庵北首有一石洞，名张仙洞，又叫佛迹洞。洞左侧下方岩壁上有一硕大天然脚印，相传系仙人所留。秦渡庵北首山脊上还有观景庵遗址。相传秦始皇多次在此观景“盼仙”望洋兴叹。
琅琊台位于山东胶南县夏河城东南琅琊镇境内的琅琊山上，因山形如台，故名琅琊台。琅琊台海拔183.4米，三面濒海，一面接陆。南坡较平缓，北坡陡立，台顶平敞，周长150余米。琅琊台东南有斋堂岛，相传秦始皇的侍从曾在此斋戒；西南有沐官岛，相传为秦始皇从官沐浴之所；东北有灵山岛。景区西大门主入口有徐福殿，殿中有徐福塑像以及介绍徐福生平和东渡日本事迹的工笔画；山顶立有十几座人物石像，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琅琊时在琅琊台召见徐福的场面；景区南部海边还有徐福东渡起航处，是当年徐福船队东渡的港口，现有刻着“徐福东渡启航处”的石碑。琅琊台目前是国家AAAA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徐福村是学界推测的徐福故里之一，原名徐阜村，1982年地名普查后改为“徐福村”，曾发掘出“徐福故居”。其周围的夏家沟，又名“下驾沟”，相传是秦始皇东巡经此下驾驻跸[bì]处；大、小王坊村则相传是徐福受皇命造船处，是“皇(王)家造船作坊”；吴公村相传原为“圬[wū]工”(捻船工)村；另在一处古河道地下海沙中，发现有两处已经炭化的木堆，被推测为徐福东渡的造船与启航地。为此，赣榆地区较早成立了徐福研究会，后改为连云港徐福研究会，1987年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1992年又倡导发起成立了中国徐福会。
韩国西南和南部沿海有许多关于徐福渡海的遗迹和传说，其中济州岛的“西归浦”，据传是徐福东渡求仙时在此住过，并由此港浦西归回国。济州岛在韩国历史上，相传就是神山瀛洲，岛上正房瀑布的崖壁上刻有“徐福（巿）过此”的石刻，现今已模糊不清，据说徐福东渡时曾经过此处。
日本有关徐福东渡的登陆地有多处纪念地，其中，和歌山县新官市设有“徐福上陆之地”纪念碑；三重县熊野市设有“徐福登陆地”纪念碑；鹿儿岛县串木野市设有“方士徐福登陆地”；佐贺县设有两处徐福东渡的登陆遗址，一为今伊万里港，一为佐贺市金山神社下宫田处除福社（亦称徐福社），里面的御手洗井相传为徐福挖掘；而青桂县有权观崎“徐福上陆之岬[jiǎ]”。此外，日本还针对徐福本人设置了徐福墓、徐福祠等纪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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