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山事件又称昆明事变,是国民党政府为夺取云南地方省政权力,在1945年10月发动的政治事件。

云南自北洋时期开始,便对中央政府形成半独立状态。1927年龙云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后,掌管云南省政大权,而蒋介石由于需要龙云为其牵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遂与龙云一直维系着相安无事的局面。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云南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逐渐重要,同时龙云和中共关系也逐渐密切,使得蒋介石决心进一步的控制云南。蒋介石从1945年3月开始部署处理龙云,并在4月召见杜聿明令其做好军事解决的准备。7月19日,蒋介石作出了解决龙云的最终决定,开始从政治军事多方面进行周密部署。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职务。10月3日凌晨,杜聿明按预定计划行动,一方面将国民政府令送交龙云,一方面出动军队,控制昆明各要地,与未得龙云换防命令的龙云部队发生冲突,但杜聿明事先早有计划和演练,且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龙云部队很快即被制服,将龙云逼至五华山的官邸中。4日,由蒋介石派遣接任云南省民政厅长的李宗黄来到五华山对龙云进行劝说,但龙云仍寄希望于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回援,而滇军将领卢汉则因担忧影响国际形象并未立即回师。10月5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衔蒋命飞到昆明劝驾,龙云最终同意解职。10月6日,龙云由宋子文和何应钦陪同,离开昆明飞抵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从而结束了他对云南十八年的统治。当天昆明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
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五华山事件的余波至此得以平息。卢汉主政云南后,仍然力图控制省政,不让中央插手,而蒋介石正被内战所牵制,也无力对云南施以重压,双方相安无事,云南仍维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同时在五华山事件蒋、龙双方的武装冲突中,许多昆明市民被无辜杀害,直接危害了云南人民。学者汪朝光评价“五华山事件当时似突如其来,惟就事实观之,实为蒋介石长期精心运思筹谋的结果。而龙云却未见有实质性的对应谋划,反误于其过分自信与短视。”
云南自北洋时代唐继尧当政时开始,便对中央政府形成半独立状态,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后,虽然致力于统一全国,但对于地处偏远的云南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1927年上台的龙云在省主席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八年,成了称雄一时的“云南王”。龙云在统治云南的十八年中,云南虽然表面上是属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省,而实际上却是龙云统治的独立小王朝。云南省政府完全是龙云的一班人掌权,大小官吏的设置任选大权都操在龙云之手,国民党南京政府无法控制。
货币方面,龙云有自己独立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系统,由它发行省内流通的“滇币”,使得蒋介石的“法币”在云南长期不能流通。抗战全面爆发后,蒋、宋、孔、陈官僚资本的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将“法币”倾入云南,以“一比十”的比价将“老滇币”及“一比二”的比价将“新滇币”全部收缴回笼,取缔其在市场上的流通,用“法币”控制了云南的金融市场。龙云在“中央”财政权力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入之际,即将其原由省财政厅控制的资产转入地方官僚资本的各公司行号。在税收方面,蒋介石要求龙云云取消云南的各项特殊地方政策,融入中央系统。龙云则要求如果取消各项税收,只征营业税,入不敷出部分由国民党南京政府补助,包括军政费由中央负担,军政人员完全照中央规定办理。在征兵征粮等方面,蒋介石又不断增加云南人民的负担,对龙云施加压力,使其穷于应付。此外,国民党南京政府还统制了云南的矿产产销。至此,龙云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大。
龙云拥有一支四万多人的独立武装力量“滇军”,采用法国式武器装备,有较强的战斗力。抗战前,蒋介石对龙云极为不满,但一因忙于反共内战,又要对付内地各省新军阀的反蒋战争,对龙云就鞭长莫及,无能为力了,蒋介石和龙云对云南省,只得采取合伙经营,互相利用。抗战开始到一九四二年间,蒋介石将其装备精良的十余个军先后调进云南,并在昆明设立了“防守司令部”,由蒋介石嫡系亲信将领杜聿明任防守司令,又将南京中央宪兵第十三团调驻昆明,蒋介石调入云南的“中央军”已大大超过龙云控制的六十军和五十八军“滇军”实力。蒋介石还对“滇军”军官进行分化和收买,使龙云调度不灵,逐步失去控制。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削弱其实力和权力的部署,也采取反措施,龙云规定国民党中央军和宪兵不得进驻昆明市区,官兵进城不准携带武器。
龙云在云南当政时,国民党也在为统一全国首先是统一内部而争斗不已,对云南这样的偏远之地暂时无力顾及,相反,蒋介石还需要龙云的支持,以牵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并在国民党内派系争夺中壮大自身实力,而龙云也需要依靠蒋的支持维持自己在云南以至西南的地位。蒋、龙之间各有需要,彼此互挺,维持着大体相安之局。抗战开始后,作为抗战阵营的领袖,应该说,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基本是坚定的,但是,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派,对日态度却比较暧昧低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在日本的利诱下,汪精卫携部分国民党高官在12月出走越南河内,其后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引发国民党内外轩然大波。汪精卫出走前的最后一站是昆明,龙云事先是否知道汪精卫的行程并与汪精卫有所讨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1939年4月13日,龙云主动致函蒋介石,明确表示与汪精卫无往来。直到1942年5月,当云南局势因缅甸战事而处在紧张关头时,汪精卫离开南京赴伪满洲国访问,蒋介石才消除对龙汪共联的疑虑。蒋介石又给龙云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衔。名义上在滇的国民党中央部队统归龙云节制,事实上是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加紧控制。龙、蒋之间的矛盾由此加深。此时,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蓬勃开展。龙云也有意开放一些民主运动,并与民盟等一些民主人士以至中共党人往来结交,借以自重。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当时昆明有“民主堡垒”之称。龙、蒋之间的矛盾也就更为加剧。
这时,蒋介石已决心要解决龙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全力投入内战,遂加快了推倒龙云的步伐以解除后顾之忧。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再度联手合作,但蒋介石对中共的发展对国民党统治可能形成的影响和冲击始终抱持高度的警惕,并对一切与中共有关的重要人与事亲自过问和处理。抗战爆发后,中共加强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在昆明派驻代表联络龙云;通过交换密码,沟通龙云与延安的电台联系;设立《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组织学生运动,等等。龙云还加强了与中共和西南川康地方人士的联系,彼此声援。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龙云曾指定缪云台为代表,罗隆基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龙云的这些举动,对于增强自身实力地位的即使所得有限,却更引起蒋介石的忌恨,使蒋最终下决心以强力剥夺龙云在云南的当政地位。
1945年3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详尽地写下了对于解决云南问题步骤和方法的考虑:云南省政问题应设法解决,研究如何解决之道,一、人选;二、时机;三、部署;四、宣传;五、心理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密切注意。为此,蒋介石决定亲往昆明巡视,有所部署,而蒋介石在昆明期间,龙云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在20日蒋介石到昆明时,龙云居然称病而不出迎,让蒋介石觉得很奇怪。蒋介石与龙云会见时,龙云提出中央军撤出昆明和滇西问题,令蒋介石感到龙云冷酷轻侮之意,使蒋介石认为,非彻底解决云南问题不能使国民党中央和其个人在云南立威,从而下定撤换龙云的决心。

1945年4月,蒋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诉他为了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但龙云可能不服从命令,要他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调令下达同时,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杜聿明认为,龙云在昆明的部队不多,解决并不困难。蒋介石要他即刻准备,并再三叮嘱“要守秘密,要慎重”。
7月19日,蒋介石决定,龙云的处置方案不可再缓,要迅速确定步骤。21日又表示,最近第一要务为解决云南之事;同时提出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准备步骤:撤退云南龙云应作的准备,一、做好部署;二、南路开化铁路的部署;三、人事的准备,卢汉与李宗黄;四、劝导龙云的人选,宋子文、周钟岳;五、命令的方式;六、电稿。学者汪朝光认为:蒋介石此时已经作出了解决龙云的最终决定。
蒋介石在7月中下旬和8月上旬四次召见李宗黄。他对李宗黄称:“龙云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但念在他的之前的功劳,给予宽容。但长此以往怕难以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李宗黄回云南,接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如果龙云顺从命令,就调他到中央来另寻职位,否则予以制裁。”蒋介石要求李宗黄“严守秘密,积极从事准备”;并告诫他,“龙云猜忌成性,他的耳目很多,李宗黄必须谨慎行动保证安全”。1945年8月,蒋介石即命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全部离开云南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又命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和在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倒龙做了周密布置。
蒋介石还对滇籍老资格政界人士、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嶽[yuè]透露了他的决策,俾使其对龙云私下有所劝说。蒋告周:“云南为国际交通要道,对于战事关系重大,所以设警备、防守等司令部防护,但龙云极力反对。对龙云,关于地方情形,事事皆可体谅,但对于国家要政,必须执行,政府纪纲,必须维护,不能因为龙云反对就取消。”因为云南特别是昆明驻有不少美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蒋介石还特意在事先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通报了,云南龙云不法横逆的实情,令美军严密防范。杜聿明和李宗黄二人领命后,各自开始有关准备工作。
日本投降消息传出的当天,8月10日,蒋介石下令杜聿明立即开始准备撤换龙云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待命实行,并令其周密部署,着重控制通讯和交通,防止龙云脱逃。杜聿明回昆明后,在各种理由掩护下,进行了相关部署,如沙盘演习,火力兵力的配备,战斗战术方法的演练,等等,并特别注重控制交通和电讯通道,切断龙云的所有对外联系。杜聿明还向驻昆明的美军作了通报,美军因此而下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仍然在密切关注云南问题,考虑解决的时机。8月25日,考虑“龙云撤换时期”;9月8日,研究“滇龙问题”;22日,考虑“云南问题解决时期”。为了缓和此举可能造成的反弹,分化云南的内部力量,蒋还更改了先前准备由李宗黄出掌省政的决定,改令卢汉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虽然杜聿明在昆明的部署不可能不露出一点风声,而且也经由一些渠道传至龙云处,但似乎并未引起龙云应有的警觉。
10月1日,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去越南河内,利用龙云、卢汉之间的矛盾,对卢汉进行威胁利诱。10月2日,蒋介石对解决云南问题部署已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陈诚以及李宗黄、蒋经国等云集西昌,领受蒋介石的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当日被派赴河内,以“慰问视察”名义,就地安抚并监视卢汉所部。蒋介石已决定,撤换龙云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同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免去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龙云职务,行营原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10月2日下午,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李宗黄等飞抵昆明,会同杜聿明秘密部署一切。杜聿明得令后,随即召集下属,宣布处置方案,以驻昆明的第5军为行动中坚,解除龙云部队及警察的武装,如有不从者即以武力实施,同时控制昆明所有对外交通和通讯出口。
2日晚至3日晨,杜聿明按预定计划行动,一方面将国民政府令送交龙云,一方面出动军队,控制昆明各要地。但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与未得龙云换防命令的龙云部队发生冲突,致有死伤,因杜聿明部队事先早有计划和演练,且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龙云部队很快即被制服,武装冲突规模不大。龙云则于事起后,从公馆仓促避入五华山省府,拒不接受解职令,杜聿明因为有蒋介石保证龙云生命安全的指示,也不能放手进攻,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龙云在事起后虽困守五华山省府,但却迟迟不愿接受解职令,关键就在他希望卢汉率领赴越南受降的滇军回师救主。昆明事变的消息传到越南后,在滇军中引起相当的震惊、不满和激愤。“有的要求卢汉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连名发电,强求蒋收回成命,还有的说应忍辱负重,以待时机。”然而,卢汉欲有所行动并非易事。蒋介石安排卢汉率军赴越接收时,为了防止滇军异动,在滇军两个军(60军和93军)而外,还摆了中央军两个军(52军和62军),且驻地与滇军互相牵制,滇军实际上难以自由行动;且卢汉也担忧影响国际形象,故并未立即回师。10月3日,蒋介石命杜聿明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向龙云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全邵歼灭了北校场、大东门外的龙云的完兵部队和警察部队,其余小量龙军均缴诚投降,在一个钟头内,昆明城区除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外,全部被蒋军占领。蒋介石宣布免除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龙云解职的消息虽然已经公布,但龙云拒不受命,蒋介石又有限期竣事的严令,使杜聿明颇为焦虑。3日晚,杜聿明与李宗黄等会商形势,杜聿明力主强硬对待龙云,以逼其就范,但李宗黄担心事态扩大后难以收场,主张先与龙云相商。4日,李宗黄和云南省政府委员胡瑛同行去五华山劝说龙云。但龙云面色铁青,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李宗黄将蒋介石致龙云的亲笔函交给龙云,信函称龙云自民国建立伊始便担当中枢重任,于是特意调龙云入军事参议院以辅助军事,希望龙云能树立楷模,与党国休戚与共,希望龙云能如期来重庆早就新职。李宗黄又替蒋介石解释说:“蒋主席这一次改组云南省政府,对你来说,纯粹是出于一片爱护成全的至意。蒋主席不愿你徒作一位地方领袖而已,他希望你能成为中枢的一员,参赞戎机,为建国工作多尽点力。”只是李宗黄大概也觉得此等虚言为言不由衷,遂又言及龙云关心的实事称:“你离开昆明以后,所有的一切公私事件,完全由我负责。说得更清楚一点,你的亲戚朋友和部属,就等于是我的亲戚朋友与部属,你的财产也如同我的财产一般,必定多方保全,决不使其稍有疏虞。”听到李宗黄的此番保证,在解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龙云多少有点安心,他随后表示,“既然你肯作此保证,那么我就听从你二位的劝,服从中央命令”。李宗黄趁热打铁,要龙云“在明天直飞重庆,就任新职”。大概这让龙云有点下不了台,他回复以“要我明天就走,这也未免太匆促点了吧”,龙云表示三天后可以出发。虽然蒋介石要求龙云在5日到渝的命令未能兑现,但无论如何,龙、李见面,终使事态有了转机。
10月5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衔蒋命飞到昆明劝驾,蒋介石在致电中说:“如果你到昆明,希望你立刻约龙云同机来重庆,以矫正视听,免去中央诸位同僚的误会。龙云的事,万万不可拖延,他的行营职务应立即遵照命令移交杜总司令连接管,这是非常重要的。”宋子文和何应钦到昆明,对外表示政军两方高层对龙云的尊崇,给足了龙云面子,在外无什么援兵、内有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大势已去的龙云最终表示遵命解职,前往重庆。
10月6日,龙云由宋子文和何应钦陪同,离开昆明飞抵重庆。他在对外发表的公开谈话中对其几日来的作为解释道:“云自来认定国家必须统一,于主持滇政十余年中,始终拥护中央国策,服从领袖。在抗战期间,发动云南人力、物力贡献国家,以期早收抗战胜利之功。日本投降以后,整军建国工作尤为繁重,奉蒋主席令调,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而行营省府各机关亦奉令调整。云拟交代清楚即行来渝,适承宋院长、何总司令昨日飞昆邀约,故提前于今午飞渝,今后更当一本初衷,秉承中枢及元首之领导,努力建国。至滇省部队,月前已奉委员长命令开入越境,城中仅有少数卫队,因是日晚第五军突然入城,情况不明,以致小有冲突,嗣后接命调职及改组命令,情况已明,当即停止,城郊秩序已陆续恢复。”龙云满怀愤撇被迫接任新职,从而结束了他对云南十八年的统治。当天昆明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次日,李宗黄以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接任省府代主席。
1945年10月15日,龙云在重庆宣誓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监誓时特意对其表示推重,称:“龙院长在过去八年中,在云南维护后方重要基地,拥护抗战,拥护中央,煞费苦心,其功不可磨灭。今到中央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责任更加重大,希望龙院长努力完成未来使命。”龙云也只能就势下台阶,在答词中称:“龙云向在地方担任工作,此次奉调军事参议院院长,始来中央。顷承主席及监督委员训示各点,自当敬谨接受,努力遵行。还望主席各位僚友,随时予以督促指导,以免陨越,是所至幸。”龙云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名义上位高权重,实则为无所事事的闲差,而且失去了云南的实职,他对此当然是怨恨在心。龙云曾对来看他的蒋介石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无以为答,只能虚应故事,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为了缓和龙的怨气,并对外有所交代,蒋介石在10月13日约杜聿明和关麟徵谈话,决定将两人的职务对调,因为“龙虽自多罪恶,而中央人员不能不有纪纲也”。蒋在谈话时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是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实际上是调升你到东北去当保安司令长官。”16日,杜聿明以“对于昆明防守部队,管束不严,防务处理颇多失当”为由,被予以免职处分,调关麟徵出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次日,杜聿明被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龙云去职,是蒋介石实行全国统一计划的一次成功,被国民党认为,解决龙云问题对于消灭西南割据有很大的帮助。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五华山事件的余波至此得以平息。
龙云去职,标志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统一云南省政之功,这也是蒋介石在与龙云的争锋中个人的胜利。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云南本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治下的一省,却长期保持着半独立状况。龙云离职后,蒋介石格于各方关系考量,仍不能不变更初衷,将原定李宗黄接任云南省政的方案改为由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表示出向现实的妥协。卢汉主政之后,云南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卢还与龙云保持着私下的接触与联系,而蒋介石被内战所牵制,也无力对云南再施重压,其撤换龙云、统一云南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更有甚者,蒋介石不惜以武力威胁撤换龙云之举,不仅使龙积怨在心,成为他此后与中共合作、坚定投身反蒋运动的契机,而且亦警示卢汉,对蒋保持应有的距离和警惕,以免重蹈龙之覆辙,滇军中且因此而流传“不报十月三号的仇是丫头养的”之语,愤激之情显而易见。由此可知,昆明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和主政者、当事者、亲历者的心态及其作为都有深远的影响,这又成为以后滇军184师潘朔端部1946年5月在东北海城、60军曾泽生部1948年10月在东北长春、及至卢汉率部1949年12月在云南举事的远因。
蒋介石在战略和策略上均精心算计,但在撤换龙云的命令下发时,因为执行中的某些误差或至今尚未完全大白的某些缘由,致未能在第一时间完成调度,使龙云得以脱逃而在五华山省府坚持数日,也使一次本应为“正常”的调职行动,几近演变为公开的武力“逼宫”,给国民党和蒋介石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在五华山事件蒋、龙双方的武装冲突中,许多昆明市民被无辜杀害,直接危害了云南人民。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社评中认为:“综观这次事件的经过,中央的处置可谓宽大公正,而龙氏的深明大义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钦崇······我们认为中央的调开龙主席,与龙主席的听命调任,都是适合时宜的举动。这表示中央的威信已经能及于全国任何地方,这也表示即令是旧时代的军人现在也已随着时代而进步着。虽然在交接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一点小的不幸插曲,不免令人感觉遗憾万分,但就大局论,总不能不说是可以令人满意。”

学者汪朝光“五华山事件当时似突如其来,惟就事实观之,实为蒋介石长期精心运思筹谋的结果。而龙云却未见有实质性的对应谋划,反误于其过分自信与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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