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导言》（德语：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英语：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etta Bergson）的哲学著作，最初发表在1903年1月的《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这本书是柏格森哲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也是《创造进化论》（1907）的方法论。
柏格森生活的时代，是实证主义流行的时代。柏格森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动力是要改造形而上学。在柏格森看来，旧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它不能正确地把握生命，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柏格森受到了笛卡尔、帕斯卡以来法国意识哲学传统的影响，从生命的本质现象创立了生命哲学。在创作《形而上学导言》之前，柏格森已经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并把作为生命本质的时间，称为“绵延”。在《形而上学导言》中，柏格森致力于弥补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之不足，进一步发展其直觉方法与绵延理论，由先前的意识问题、心物问题再度运用于诠释万物进化问题之准备工作。其主要目标在于突破传统形而上学过度依赖被实用化的理智，改而以直觉衔接科学与形而上学，并企图将科学的进化观扭转为“精神主义的实证主义”之创造进化观。该书重点在于论证“直觉”与“理智”两种方法，以及阐述绵延的“运动性”。
在《形而上学导言》之后，“直觉”才成为了一种哲学方法，预示了柏格森于1907所作《创造进化论》的一些重要观点。柏格森在这些著作中，一方面顺应科学时代的潮流，力图用对他结论有利的科学材料来增添一点“科学”的色彩；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要把理性归诸科学，把哲学归诸直觉。这种生命哲学观，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形而上学导言》中的相对主义运动观，对东方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例如李大钊便是受此启发得出社会改造合理性的结论。英国哲学家休姆（T.E.Hulme）评价：“凡想全面阐述柏格森先生哲学的人，这篇论文是不可不读的。”
亨利·柏格森（Henrietta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
柏格森是波兰犹太人的后裔，出生在巴黎。他的家庭在他出生不久以后曾迁居伦敦，因而柏格森从小接受英国的教育。柏格森9岁时随父母迁回巴黎。1878年中学毕业后，柏格森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188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外省和巴黎的许多中学任教。1896年，他的主要著作《物质与记忆》发表之后，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将它比做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说“它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它将为哲学的发现开辟新的场所”。1897年，柏格森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聘为讲师，后来升任教授。1900年，他被法兰西学院聘为教授，他在那里的讲课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其中不仅有学术界的人，甚至也有时尚界的人。柏格森的影响也由此扩展，超出了哲学界和学术界，而进入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1901年，柏格森被选入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院。1914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终身院士，并当选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院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柏格森致力于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曾担任国联的思想合作委员会的主席。1927年，柏格森因他的《创造进化论》一书获诺贝尔文学奖。晚年的柏格森目睹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他自己也间接成了这种罪行的牺牲品。但是，在他于1937年写的“遗嘱”中，他说他的反思曾把他越来越引向天主教，但是，由于看到反犹主义在世界汹涌席卷，他不愿改宗，而“一直愿意留在那些明天将受到迫害的人们中间”。由于在排队等候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登记时受寒，柏格森肺炎发作，终告不治，于1941年1月3日逝世，巴黎人民在巴黎圣母院为他举行了的追思弥撒。
柏格森的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形而上学导言》《创造进化论》《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等。他继承了哲学史上反理性主义传统，攻击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注重主体的直觉体验，倡导直觉高于理性的思想。他认为生命是一个不断实现着的“生命冲动”的洪流，生命冲动就是“绵延”，它是唯一的实在。无论是“生命冲动”还是“绵延”，都不能靠理性来认识，只能靠直觉，即内心体验来把握。柏格森还提出了人的记忆的两种形式——习惯记忆和真正记忆，前者依靠大脑的功能，后者不依靠大脑，是精神活动。他还把社会分成了“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认为前者是暴力统治，后者是个性自由。柏格森的哲学在20世纪初的西方曾风行一时，直接推进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萨特的意志自由论曾受到他的影响。
柏格森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动力是要改造形而上学，或者说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他在就任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院主席的演说中就指出，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精神方面并没有同时跟上，当时面临的许多问题，大部分产生于这种灵肉比例失调。按照他的看法，科学处理的是物的问题，而精神的问题属于形而上学的管辖范围。精神不能跟上物质的发展，证明形而上学出了问题。
柏格森生活的时代，是实证主义流行的时代。在他的本国，有孔德的实证主义，而在英国，则有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柏格森自己最初也对斯宾塞的哲学很有好感。但是，斯宾塞关于时间问题的思想却使他最终放弃了机械论而转向他自己的思想道路。在柏格森看来，旧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它不能正确地把握生命，这是因为旧形而上学往往纯粹用理智的手段来处理生命的问题，这就使它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为了说明这一点，柏格森从生命的本质现象，即“时间”着手。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原创性，同时又受到了笛卡尔、帕斯卡以来的法国意识哲学传统的影响。柏格森的哲学的原创性在于，它是一种二元论：世界被分为生命和物质两个部分，生命向上升，物质向下降。这种哲学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理性的一种反抗。
《形而上学导言》的问世先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晚于《时间与自由意志》和《物质与记忆》。在创作《形而上学导言》之前，柏格森已经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也是柏格森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按照柏格森的说法，数学时间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形式。柏格森还提出了其生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绵延”，认为绵延就是现实，是一种永恒的变化，会在记忆中表现自己，因为在记忆中，过去就存在于现实之中。
在《形而上学导言》中，柏格森将上述问题的层次，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境界”：由直觉所洞见的绝对实在，是持续运动的绵延之流。他力图弥补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的不足，想从由先前的意识问题、心物问题，发展到诠释万物进化的问题。《形而上学导言》的主要目标，是将科学的进化观扭转为创造进化观，就此而言，《形而上学导言》又是《创造进化论》（1907）的方法论。
《形而上学导言》认为形而上学是采用直觉方法的科学，科学只是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通过把流变的实在还原为静止的事物来理解时间、运动和自我。在书中，主要涉及的概念有理智和直觉，以及绵延的“运动性。
在《形而上学导言》中，柏格森将人类的认识方法分为理智与直觉两种。理性所获得的是物质知识，直觉所把握的是精神生命。柏格森以“直觉”的“眼力”发现“真实的时间”，并以科学的论证去说明它。
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只在处理无机材料时才游刃有余，一旦进人生命领域，就成了一种不相应的研究方法：它不顾具体情况的变化，将用于无机材料的那些形式、方法套在新对象上，从而从时间中去掉绵延，从运动中去掉可动性，最终排除生命的精神性而使之物质化。哲学所要处理的恰恰就是生命问题，它的目标是要准确理解把握生命，真正体现出生命的精神性与运动性，科学理性根本无法满足哲学的这一需求。
直觉的根本特征是，它不像理智那样，把世界分成分离的事物；它领会的是一种相互渗透的过程的多样性，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外部物体的多样性。其实，事物是不存在的：“事物和状态无非是我们的思维对变化所持的看法，没有事物，只有运动。”这种宇宙观虽然在理智看来既难理解也不自然，但对直觉来说，却是容易理解又自然的。可以用记忆做例子来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因为在记忆中，过去在现在中留存了下来，并且渗透到现在之中。使过去和未来成为现实，创造真实的绵延和真实的时间的，是记忆以及和记忆相关的欲望。
柏格森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武断地将科学理性形而上学化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像对待最终裁决那般尊重”，最终导致世界的物质化倾向，使形而上学丧失了把握精神生命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丧失，使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责难。柏格森还在书中指：“怀疑主义、唯心主义和批判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正是由于在重新构成实在上无能为力，也仅仅是由于这种无能为力。”为了拯救形而上学和人的真实生命（尤其是精神生命），人们必须扭转思维的习惯方向，回到直觉上来。
直觉方法的提出是基于柏格森动态的世界观，他先前已发现自我处于一个连续不断的绵延之中，且世界也是不断地变化着，而绵延的运动性即是自我与世界变化的共同形式。
柏格森认为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生命之流”。所谓生命之流，也就是一种心理意识的现象，它不知疲惫地、永不停息地冲动、变化着，所以也叫做“绵延”。他在《形而上学导言》中说：“这是一条无底、无岸的河流，它不借可以标出的力量而流向一个不能确定的方向。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称它为一条河流，我们见到的任何河流都无法与它比较，这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既预示着以后，又包含着以往。”
柏格森的生命之流的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他的宇宙观。柏格森认为，生命之流是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者、创造者，宇宙间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东西，还是无生命的东西，都是由这种神秘的力量一一生命之流所派生的。因为生命之流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冲动之中，这种生命的冲动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即它的向上喷发，它产生一切生命形式；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的逆转，即向下坠落，它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这两种倾向根本对立，互相抑制。
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言》中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运动变化被当作实在的绵延或者生命之流自身。实在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事物和状态，而是创造这些事物和状态的本身，也就是一种倾向、一种活动性或可变性。在书中，柏格森说：“实在就是可动性，没有已造成的事物，只有只在创造的事物，没有自我保持的状态，只有正在变化的状态。”
柏格森还认为，自我之运动性乃是宇宙运动性之一部分，自我与事物皆有这一相同的“运动”倾向，因此，对此“运动性”的直接认识，不在于依据理智去分析与观察，而是将天生的本能精纯化，进而与事物产生同情与共感，不需经由象征符号即可直接获取绝对的知识。柏格森还说明了运动性与数学的关系，认为许多科学的成功和哲学的慧见，都是得益于此。因此，科学与形而上学可以结合在他的直觉方法之中。柏格森的这种观点，在后来的《创造进化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形而上学导言》中的内容最初发表在1903年1月的《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出版后，被译成英、德、意、匈、波、俄、瑞典等多种文字。
1911年4月，柏格森在意大利波伦亚的第四届哲学大会上，做了题为“哲学的直觉”的演说，这篇说辞被人称为《形而上学导言》的姊妹篇。
《形而上学导言》的英译本在1913年由英国诗人休姆（T.E.Hulme）在伦敦翻译出版。
《形而上学导言》的中译本在1963年由刘放桐根据英译版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之后无再版。201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与运动》一书中《形而上学导论》一文，即为刘放桐所翻译的《形而上学导言》。
《创造进化论》（法语：L’Évolution créatrice，英语：Creative Evolution）是法国现代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于1906年创作的哲学著作，首个英译本于1911年出版。该书主要探讨了生命的本质和进化过程，并提出了“生命冲动”理论和直觉主义方法论。
《创造进化论》全书共有四章，主要以 “ 生命冲动 ” 为中心 ， 提出并回答了三个问题：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进化、生命活动的一般原理 。第一章主要讨论了生命的进化过程，批判了机械论和目的论；第二章探讨了生命进化的不同方向；第三章回顾了各种哲学体系，分析了实际变化和伪进化论的问题；第四章讨论了物质世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以及在生命过程和进化运动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柏格森在该书中对19世纪科学和生命哲学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打破了机械论世界观，深化了人们对生命现象的哲学认识， 推动了20世纪哲学的发展。
《创造进化论》标志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成熟，使人们开始关注自我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伦理意义。1927年，柏格森因《创造进化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首次授予哲学著作。该书用充满诗意的表达方式显示了柏格森卓越的写作技巧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其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手法影响了萧伯纳、福克纳等一系列作家。
1911年在第四届国际哲学大会上，柏格森作了名为“哲学的直觉”的演说。这篇演说辞《哲学的直觉》被称为是《形而上学导言》的姊妹篇。《哲学的直觉》发表后所引发的思潮，把生命哲学推向了制高点，使之成为当时的主要哲学流派。
《形而上学导言》是柏格森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在这篇论文之后，直觉才成为了一种哲学方法。这本书问世晚于《时间与自由意志》和《物质与记忆》，先于《创造进化论》，它既包含了前两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又预示了后一部著作的某些重要观点。柏格森在该书中认为，形而上学是采用直觉方法的科学，面直觉就是人通过把自身置于对象之中来认识物体的理智同情。柏格森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直觉，并对直觉方法作了详尽的阐述。在他看来，直觉是超乎人类理智，超乎整个世界的认识。借助于直觉得来的知识是绝对的和完善的，它是关于绝对的实在即“生命之流”的知识。人们的理智方法只能停留在相对的领域，只能认识静止不变的事物，它获取的知识是相对的和不完善的知识。因此，要达到绝对的知识，只能借助于直觉。直觉是从运动内部了解运动；因此，它能把握事物的内在生命的真实运动。直觉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意志努力，它必须摆脱任何功利和实用的观点。直觉是形面上学唯一科学的方法。
柏格森一方面顺应科学时代的潮流，力图用对他结论有利的科学材料来增添一点“科学”的色彩，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要把理性归诸科学，面把哲学归诸直觉。既反对科学唯物主义，又反对实证主义，把哲学局限于非理性的直觉和体验的领域。实质上是要割裂暂学和科学，实际上坚持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柏格森的这种生命哲学观，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柏格森之后，德国哲学家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也提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生命哲学体系。此后，整个生命哲学走向衰落。后来，人们已不再把“生命”当作一种哲学的原则。但是，形而上学的生命哲学对于直觉和体验的推崇，对于理性的对象性思维的否定，对生成概念的倚重，对不变的“存在”（Being）的否定，对主体时间的重视，等等，都为存在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20世纪的西方哲学流派所吸取，对他们的哲学观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形而上学导言》中的相对主义运动观，对东方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例如，中国社会运动倡导者李大钊受此影响，认为宇宙和事物都是处在变化和运动中的，社会也同样如此，因此得出社会改造合理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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